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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上有一种母爱，不是拼尽全力迎接婴儿的新生，
而是悲壮无助的亲手扼杀，一个还未出世的生命。
这不是残忍，这是一个母亲，最后痛苦的爱。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请安静的听我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
——《二十四周》。
她叫阿斯特丽德，是一个脱口秀的明星，她有如日中升的事业，一个俊朗稳重的男友马库斯，一个可爱的九岁女儿内尔。
这一切看起来多么的和谐美好，如世间所有的普通家庭一样，仿佛日子可以就这样平淡而安好的走下去。
人生遭受厄运，总像是上苍考验着人的心智、耐心和意志。德国女导演安娜·左拉·贝哈赫德继《两个母亲》后，再次执导了《二十四周》（2017）。如果说《两个母亲》讲述了“女同”对于共同抚育孩子所要面临的窘境，那《二十四周》则探讨了一个家庭如何共同面对先天性疾病孕宝宝的难堪状况。
影片以记录片手法拍摄，以至于过于真实，沉浸于里，而让我忘却这是一部正儿八经的剧情片，一部极其真诚的影像。是的，它让我处处感到其可贵的真诚，现在这样的影像已越来越稀有了。当然，德国电影人从来不缺这样的诚挚。
"堕胎"——一个在西方比在中国扎眼得多的字眼。妊娠的人为终止在那里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伦理问题：父母有权利为孩子决定生死吗，就算它患有严重的先天疾病？那样我们岂不是成了……上帝？
看完了聚焦这一问题的《24周》，我们不禁感到：观影获得的东西没比阅读剧情简介知道的多多少。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结果。尽管它在话题上极尽挑衅刺激之能事，最终的结果却像是在错误的树下犬吠不休。
很显然，在主题上挑战观众，这是本片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整个故事是围着这一题材被剪裁拼凑而成的。这从创作角度从来也不是一等的方法，更何况电影中展现的那对核心冲突并不是这一问题中最重要的那个。
一个活在公众视线下的成功职业女性是否该把自己患有严重先天疾病的孩子生下来？这一看上去激烈的挣扎却实在是个伪命题。“如果一个人不必须做这个决定，那么他就做不了这个决定。”助产士这句诚实的话几乎是在布告着主创者的投降：我们无法为你解开这个哲学的困局；我们无法告诉你谁对谁错。也难怪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在这里要彻底失败
道德困境中的最优选择
《二十四周》（24 Wochen 2016）应当是部探讨道德困境中如何进行最优选择的话题电影。既然提到了“最优”，这当然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功利主义本身就存在道德正当性的问题，在道德困境中再进行功利主义算计是无法让人摆脱困境的，所以，困境中的“选择”只是优劣与否的问题，而不是道德与否的问题；而且，最优与否是行为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社会或他人的判断。任何站在自己角度不考虑彼时他地的道德水准，就来评判道德困境中的行为人选择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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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角逐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唯一的德国电影，《24周》，的确是一部能够打动人的作品。
影片拥有一个深刻而庞大的主题，女导演安妮-左拉-贝拉希德，对剧本精心打磨，在细节上有力的推动了剧情和人物情绪的发展。
享誉欧洲影坛的柏林影后尤利娅-延奇出演女主角，更是让这部伪纪录片形式的电影，传达出更真实、更触及心灵的效果。
在母亲节这个节日，推荐这部有些沉重的影片，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母亲这个身份的伟大与不易。
阿思媞是个优秀的喜剧脱口秀表演者，在舞台上
“二十四周”这部讲母亲的电影，凭什么看哭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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