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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认罪认罚制度相关立法,认罪认罚不起诉制度应该注意什么?

法律知识: 合同审查     2021-04-05    浏览:2

认罪认罚不起诉制度应该注意什么?

中国有句俗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应该都听说过,那么“坦白从宽”具体是什么意思呢,用我们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认罪认罚不起诉制度。也就是坦白说出自己的犯罪行为等内容就可以获得宽大处理。那么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认罪认罚不起诉制度应该注意什么?

认罪认罚不起诉制度应该注意什么?

一、必须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为了避免陷入无辜者被迫认罪的“陷阱”,在设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建议:

第一,应明确规定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即被告人自愿供述其所犯罪行、自愿接受法庭审判,而不是出于被胁迫或者欺诈等因素,而且最好对这些非自愿因素作列举规定,以利于实践的操作。“认罚”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的基础上自愿接受所认之罪在实体法上带来的刑罚后果,以及对诉讼程序简化的认可,即放弃其在普通程序中所具有的部分法定诉讼权利,同意通过适用克减部分如法庭调查与辩论等诉讼环节的诉讼权利来对自己定罪量刑。

第二,被追诉人自愿做出相应供述,应当获取与之相称的信息以供其做出选择是否认罪认罚。为保障自愿性,降低控辩双方对抗的风险,该项制度的适用实际上要求办案机关有义务向被追诉人公开有关己案的证据材料。

第三,应重视利用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规定,以利于法官全面了解被告人是否因为其他客观原因而非自愿性地认罪认罚等。

第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实质的而非形式的律师帮助和咨询。

二、必须保障被告人是在获得有效律师帮助的前提下自愿认罪认罚

为了避免被告人在没有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的情况下认罪,在制度设计上建议:

第一,应明确法律援助律师的行业准入资格和职责的评价体系,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加大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力度,对于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律师应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从而保障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被告人也能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以保障被告人是在获得有效律师帮助的前提下自愿认罪认罚。

第二,我国还应借鉴域外国家设置强制辩护制度以提高认罪认罚的正当性。被追诉人较之于追诉机关本身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在促使被追诉人选择认罪认罚以争取从宽处理的过程中,为彰显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精神,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设置专门的强制辩护制度有其合理性。

第三,为确保强制辩护制度的适用取得实质效果,还非常有必要探讨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的可行性。犯罪嫌疑人侦查询问时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有利于加强对办案全过程的社会监督。

三、必须保证法官在此类案件中居中裁判,不得充当控方角色

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案件过程中,法院应主要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以及控辩双方协议的合法性等基本内容,这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结合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综合表现,并听取其辩护律师的意见。

第二,被告人是否满足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的法定条件。包括是否构成认罪、认罚,且符合相应案件类型的特殊要求。

第三,控辩双方达成认罪认罚协议的合法性。主要是定罪量刑在实体法上的考量,重点审查法院认定事实与协商认定事实是否相一致、认罪认罚协议是否违反刑法实体法律规定。

第四,检察院移送程序适用建议的合法性。由于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中均有体现,法院应着重审查是否满足不同程序类型的法定条件,有无存在程序转换的可能。

第五,是否存在其他不得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定因素。

四、必须奠定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严格禁止检察官疑罪协商,严格禁止在侦查阶段适用该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长期执行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是该项政策的制度化新发展。尽管不同国家的刑事司法及其运行有其普遍共性,但并不意味着我国推行该项制度改革就是辩诉交易制度的翻版。

我们还需认识到,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所交易的内容既包括罪名也包括罪数。而在我国的制度设计中,控辩双方的协商只能是在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控辩双方就犯罪嫌疑人积极认罪而获得的可能优惠达成协议。在此过程中禁止交易罪名、罪数,应当是我们坚持的基本底线。此外,美国的辩诉交易很多是在案件事实有争议或者证据有疑问的情形下,换取被告人的轻罪轻罚认可,而我们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必须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进行,不允许司法机关借认罪认罚之名,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情形下的罪与罚,依此减轻或降低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

此外,侦查阶段应不适用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应当有严格的诉讼节点限制,只能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发挥特定优势,而不能适用于侦查阶段。原因如下:

第一,认罪认罚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侦查机关只有全面侦查取证,才能够达此目的,因此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取证而不是认罪协商。

第二,若许可侦查机关促成犯罪嫌疑人认罪协商,则可能导致侦查人员放弃法定查证职责,不去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的各种证据,过分依赖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定罪,冤枉无辜。

第三,由于侦查机关公权力的天然优势、侦查活动的秘密性等,一旦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承担此项职能,可能会出于减轻办案压力或者其他目的,而采取威胁、利诱等方式迫使犯罪嫌疑人选择认罪认罚,进而成为造成冤假错案的诱因。

五、“认罪认罚从宽”法定化,以增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可预期性

在实体刑法方面,需要明确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应给予充分、普遍有效的积极评价。

首先,在立法上应该将其提升为“应当”型(即强制型)的法定情节,即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官在量刑时须适用该情节,并在判决结果中加以体现。具体而言,在刑法上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应获得的从宽予以明确化、法定化。建议对于坦白认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特别在诉讼早期即认罪认罚,供述自愿真实合法且作为主要定案证据立案的,可以考虑比照本案应当判处的刑罚给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减刑,在最大程度上鼓励被告人积极认罪认罚。

其次,必须注意到认罪认罚有两种表现形式:自首和坦白。较坦白而言,自首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因此对自首的从宽力度显然应该大于坦白。在案件情况相似或者其他条件类似时,对自首的从宽幅度应当大于对坦白的从宽处罚幅度,以鼓励犯罪人积极认罪认罚。

六、必须保障被害人对辩护交易的实质参与

在我国,关于被害人是否应当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参与主体也存有争议,例如,有观点即主张“在认罪协商时应当征得被害人的同意,其重要条件就是应当由被告人对被害人在精神、物质两个方面予以补偿,被害人同意并且愿意接受赔礼道歉和物质补偿。”但也有观点认为,“为确保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的效率性,防止因被害人主观情感的变化而导致协商过程随意变更损害诉讼程序的确定性,被害人不宜作为参与主体而对案件协商过程产生实质影响。”我们基本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必须基于被害人的同意,并应将被害人的受损利益获得弥补作为认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合理条件之一,且应将被害人获得赔偿的程度与被告人可能获得的从宽幅度直接挂钩,调动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主动性。

在很多犯罪者中有很多事非常有文化,懂得法律的人可能在实施一些行为时非常的小心,同时可能会认为只要没有证据警察就可以拿他没有办法。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认罪认罚不起诉制度的注意事项,小编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一旦有了证据惩罚将会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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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认罪认罚实施细则有哪些规定?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只要坦诚承认自己的罪责、坦白犯罪的过程和相关细节,是可以获得从宽处理的。多年来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了更为深远的发展,对于我国司法建设和法律制度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最高法认罪认罚实施细则有哪些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走向是怎样的?本文的小编就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为大家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最高法认罪认罚实施细则有哪些规定?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生成

(一)“从宽”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国家为有效打击刑事犯罪和预防犯罪,根据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我国是根深蒂固,当然在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这一口号,随着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进步也受到了不少诟病。尽管如此,这个口号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解决我国的刑事犯罪问题提供了指导意义,即使是现在也具有其存在的意义,至少在“宽”的表述上并未受到多少抨击。现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说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一种变相提法,只是在字面上看起来这种提法更为缓和,阶级色彩没有那么浓厚。无论上述哪种刑事政策在我国追究刑事犯罪过程中都扮演过或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两种刑事政策都体现了一个宽字,可见我国对刑事犯罪的态度一直都持有从宽的一面。

(二)“刑事宽和”理论的积淀

在自然法学派看来,法律只有蕴含一定的伦理价值才会被社会和人们认同,才能真正有效的规制社会,构建起法治国家。正如法治社会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一是法律是良善之法,

二是良善之法得到遵守。

法律的良善和刑事宽和不一定能够完全吻合,但是法律的良善和严刑峻法绝不沾边。刑事诉讼中蕴含着众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宽容即属于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在贝卡利亚看来,严刑峻法是不可取的,宽和才是刑罚的真谛。“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我国俗语中一直有“乱世用重典”的说法,这和贝卡利亚的观点不谋而合,都强调和平年代的刑事宽和。我国的刑事诉讼可以说采用了拿来主义,借鉴了西方关于刑事宽和理论的研究,使刑事宽和理论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理论。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然运行

(一)自首、坦白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刑法第六十七的规定可以说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最直接的规定。该条文明确指出只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首或坦白也即认罪认罚都会获得刑法相对缓和的评价,从而获得从宽处理。

(二)简易程序

所谓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基层法院按照一审程序就某些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适用比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程序。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08条及有关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可适用简易程序: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简易程序有利于缓解人民法院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早日摆脱诉讼之累。简易程序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贯彻“从宽”刑事政策和实践“刑事宽和”理论的典范之一。在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案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简易程序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有利于推动部分刑事案件的快速解决,减轻当事人讼累之苦。与此同时,简易程序也是切合我国宪法所确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

(三)刑事和解程序

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公检法依法对案件从宽处理的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和解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真诚悔罪;

二、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谅解;

三、被害人自愿和解;

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五、属于法定范围内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和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案件。

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司法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公平正义和效率价值。尽管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和被害人没有太大的关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侵犯的是公共利益,打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国家行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犯罪行为侵犯的是公共利益,但是受害人自身也受到了重大的伤害,理应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赔礼、道歉乃至补偿。我国刑事司法打击犯罪的初衷也并非将受害人完全脱离于刑事司法之外。

刑事和解制度给被害人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参与刑事司法的契机,一方面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实现妥协和解,尽可能的减少对被害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刑事和解并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完全宽和的态度乃至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是实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来源于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取舍和公共利益权衡的一种微妙平衡。并不等于说刑事和解制度牺牲公共利益而维护被害人的利益,这是一种误解,刑事和解制度只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一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问题分析

(一)缺乏系统的制度规定

当前我国对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规定都是散见于法律条文之中,没有形成一整套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还是“自首、坦白”、“简易程序”、“和解程序”都可以说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中充斥着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共同本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可以从宽处罚的制度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进行有效的统一。现行刑法使得我们从认知上很难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散见于法律条文中的这些制度被人为的隔离开来,阻挠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共同本质的认知和理解,间接的妨碍了从宏观上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

(二)缺乏普遍认同的刑罚制度

刑法中的从宽制度,多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对自首、坦白的规定仍然使用的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我国的简易程序虽然指出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的罪行且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就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却没有对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可否从宽处罚。尽管实践中,一旦适用简易程序,应当对其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基本都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从宽处罚,但是在适用简易程序中做更直接的规定无疑应该更好。

与自首、坦白一样,刑事和解制度也仅仅指出刑事和解案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法院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仍然没有从立法上确定应当从宽处罚。理论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认罪认罚也未必会得到从宽处理。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没有得到从宽处理的案例也并不少见,从而导致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司法不公,公检法机关骗取其有罪答辩,不是在挽救自己,而是在坑害自己。

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走向

(一)完善立法,明确确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随着刑事案件的大量增加,公检法不堪重负,争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是提高办案效率的有效手段之一。现行立法并未建立一套严格意义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信服公检法机关的说辞,反而认为是公检法在诱导其证词。因此,在立法上,有必要建立一整套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专设一章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统一规定,从法律上明确确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自首、坦白”、“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以及其他可能涉及从宽处罚的程序集中在一起,有利于强化我国对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知。

认罪认罚说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犯罪罪行,并有积极悔改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积极的刑罚评价。因此,立法上应将其提升为强制性的法定情节,不再适用可以从轻或减轻的法律术语,即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就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法官在量刑时必须适用这些规定。明确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认罪认罚的从宽处罚幅度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有必要对从轻、减轻的幅度作出一个限定,以进一步保证司法的确定性。

(二)强化对案件事实的审查

我国司法一直适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么一条基本原则。因此,在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罪为案件诉讼程序的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适用认罪程序的前置条件。因此,在坚持认罪处罚的同时,必须以犯罪事实为基础,注重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加以审查,确认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一直注重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因此特别强调案件事实真相。

随着国际司法交流的不断拓展,我国在刑事诉讼领域也开始不断强化对程序的价值重视,力求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结合。无论是我国的司法传统还是人们的基本常识都更加看重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对民众来说甚至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构建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必须要确保对事实真相的认真审查,防止片面追求这一制度而损害司法公正,破坏这一制度的民众基础。在我国这样一个更加注重实体正义的国家里,民众更加看重的是司法结果而不是司法过程,这注定了我国在构建各类司法制度中必须以确保司法结果公正为基础。

(三)域外制度的借鉴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辩诉交易的定义为“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辩诉交易制度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罪名的交易,罪数的交易,刑罚的交易。辩诉交易制度存在的最大益处可能就在于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往往把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好坏作为一个量刑的酌定情节,悔罪态度好,往往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这和辩诉交易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刑事和解程序从某种程度上更是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变相尝试。辩诉交易制度是否适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刑事犯罪需要,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即使是在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也一直受到诟病,但是辩诉交易制度却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所谓存在即合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是在美国司法实践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美国司法实务界备受推崇。可以说美国通过辩诉交易制度最大限度的实现了有限正义,更好地平衡了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弥补程序正义的不足,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平衡,也有助于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效益。

因此,在推动我国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研究中,进一步加强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理论论证和实践论证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关于辩诉交易制度的争议不断,但是随着我国刑事犯罪态势的变化,刑事案件的激增,案多人少的矛盾都迫切需要创新制度弥补司法人员不足的现状。在推动刑事诉讼认罪认罚制度过程中强化对域外制度的研究非常必要。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方面要重视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法律实践的成果。着重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的探索,也要看到这一制度的改革发展新方向。小编对“最高法认罪认罚实施细则有哪些规定?”问题的讨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大家如果对认罪认罚实施细则有兴趣的话,可以向的专业律师进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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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认罪认罚检察院的现状是怎样的?

检察院审理的案件,一般都是涉及到民事主体的政治权利,或者是人身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的权利,故而必须在掌握了确切证据的前提之下,才能判决案件,为了限制检察院职员审理案件的行为,我国立法机关也制定了开展认罪认罚检察院的相关法律规定。

开展认罪认罚检察院的现状:

一、试点工作开展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大力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多次就扎实推进试点、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公正高效等作出部署。召开动员部署会和中期推进会,组织专题培训,建立专项统计、专项联络和专报制度,密切跟踪试点进展情况,深入实地开展调研指导和监督检查,确保将试点工作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也专门下发通知,并出台配套规定,形成了推动改革的强大合力。及时研究解决试点中出现的量刑建议形式、值班律师制度等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政策解读,促进改革深入发展。坚持宽严相济、罪责刑相适应和证据裁判等原则,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及程序标准,坚决防止出现“重罪轻判”“花钱买刑”问题。指导试点法院、检察院将工作重点放在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以及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上,着力探索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处理机制和办案方式,确保改革精准发力、取得实效。各试点地区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试点办法》要求,制定实施细则,细化操作规程,强化配套保障,为开展试点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截至今年11月底,18个试点地区共确定试点法院、检察院各281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刑事案件91121件103496人,占试点法院同期审结刑事案件的45%。其中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的占98.4%。

一是严格依法推进,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适用。严格遵循刑法、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标准,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引,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从简、从快处理。实体处理上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动坦白从宽制度化。厦门、济南等地探索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杭州、广州等地实行分级量刑激励,根据被告人罪行轻重、认罪态度、悔罪表现、退赃赔偿等情况,区分诉讼阶段和审判程序,确定是否从宽以及具体幅度。程序处理上落实繁简分流,准确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北京、南京、郑州、天津等地设置专门办案组织,探索“刑拘直诉”,在拘留期限内完成侦查、起诉、审判,并实行集中移送、集中起诉、集中审理,促进侦、诉、审环节快速流转、无缝对接、全程简化。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将认罪认罚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对没有社会危险性的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提高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率。

二是强化权利保障,确保认罪认罚真实自愿。坚持证据裁判,强化权利保障,确保从快不降低标准、从简不减损权利。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落实值班律师制度,完善权利告知程序,探索证据展示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知悉法律后果、获得法律帮助、自愿认罪认罚。试点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在看守所、法院、检察院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630个,其中设在看守所、法院的法律援助工作站覆盖率分别为97%和82%。对于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探索值班律师转任辩护人机制,北京、广州、杭州、福州等地法院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协调指派值班律师出庭辩护,提高法律帮助质量。建立被告人反悔程序回转机制,判决前否认犯罪的及时转为普通程序。推进庭审实质化,既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又对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迫认罪、替人顶罪。

三是加强监督制约,确保试点运行平稳有序。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严格规范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和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程序,同时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严密防范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以及权钱交易、放纵罪犯等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行为。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加大案件流程公开和文书网上公开力度,以阳光司法确保公正司法。主动接受监督,认真听取律师意见,确保具结书签署时律师在场见证。依法听取被害人意见,关注其合理诉求。上海、青岛等地邀请值班律师旁听检察官提讯,福州等地推行诉前听证制度,集中听取各方意见。

四是完善配套保障,确保改革措施落实到位。统一、简化文书样式,研发信息化办案模块,制定类案量刑标准,探索智能辅助量刑系统,完善量刑建议机制,提升量刑建议和刑罚裁量水平。积极运用现代科技,助推办案模式创新,杭州、广州、大连等地探索视频提讯开庭、智能庭审记录、短信快速送达、电子卷宗流转,有效提升办案效率。推动建立社会调查前置程序,对可能判处管制、适用缓刑的案件,由检察机关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社会调查工作,为案件快办快结创造条件。各地社区矫正机构认真做好接收矫正工作,促进审判执行顺畅对接。

二、试点工作初步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一年的试点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效果逐步显现。各试点法院、检察院通过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显著提高,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今年10月,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对试点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共有1516名律师、被告人、办案人员参加问卷调查,对试点效果总体评价较高,其中律师满意度为97.3%,被告人满意度为94.3%。实践充分证明,探索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相关诉讼程序和处罚原则,构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繁简分流的多层次刑事诉讼模式,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司法规律,有利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关于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到充分体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试点中,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案件依法提出从宽量刑建议,其中建议量刑幅度的占70.6%,建议确定刑期的占29.4%,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为92.1%。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占42.2%,不起诉处理的占4.5%;免予刑事处罚的占0.3%,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96.2%,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的占33.6%,判处管制、单处附加刑的占2.7%,非羁押强制措施和非监禁刑适用比例进一步提高。从实体处理到程序适用,均更好体现了坦白从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罪犯改造、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是司法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促进了刑事诉讼效率明显提升。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平均用时26天,人民法院15日内审结的占83.5%。适用速裁程序审结的占68.5%,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占24.9%,适用普通程序审结的占6.6%;当庭宣判率为79.8%,其中速裁案件当庭宣判率达93.8%。通过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分流处理,司法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办案效率进一步提升,既确保了及时有效惩治犯罪,也为构建科学的刑事诉讼体系积累了实践经验。

三是当事人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促进了司法公正。坚持依法从宽、适度从宽,不枉不纵、公正司法,确保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保障其获得公正、及时审判的权利。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并将是否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谅解,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切实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试点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中,达成和解谅解的占39.6%。检察机关抗诉率、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率均不到0.1%,被告人上诉率仅为3.6%。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一是有的试点地区思想认识不够到位,对改革的意义、改革的内容、改革的要求认识不清、领会不透,如将“认罚”与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简单等同起来,或将“从宽”绝对化、简单化,对案件具体情节区分不够。二是试点工作整体推进不够平衡,有的地区试点案件数量偏少、比例偏低,试点案件类型和适用程序过于集中,对普通程序中的适用问题探索不够。三是一些环节协调配合还不够顺畅,办案规程、工作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等等。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是党中央在刑事司法领域部署开展的一项重大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按照《试点方案》和《授权决定》要求,努力解决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督察指导力度,确保改革试点圆满完成。

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大政策解读和宣传力度,指导试点法院、检察院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理解中央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以及“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标准,切实增强改革试点的责任感、使命感,敢于担当、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推进试点工作,确保将中央改革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二是进一步加强改革督察。进一步加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法官、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依法监督,坚决防止发生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违法情形,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坚持统筹推进试点工作,密切关注各地试点开展情况,加强跟踪问效,切实研究解决试点工作推进不平衡等问题。注重调动基层积极性,指导各试点法院、检察院在法律规定和《试点方案》《授权决定》范围内,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努力探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三是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针对案件不同特点,综合考虑案件难易、刑罚轻重、诉讼阶段等因素,从审前分流、庭审规程、法律帮助、办案流程等方面,探索不同的程序规范机制,推动认罪认罚案件分流规范化。正确处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人民法院刑罚裁量的关系,探索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标准,为检察机关更准确提出量刑建议、法院更准确裁量刑罚创造条件。正确处理赔偿和解与从宽处罚的关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将赔偿与从宽完全等同起来。

四是进一步提升试点实效。加强沟通协调,充分调动试点参与各方积极性,在证据把握、法律适用、工作衔接等方面凝聚更多共识,合力破解改革难题。加快推进智慧法院、智慧检务建设,加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改革试点的深度融合、深度应用,不断完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提升审判、检察质效。以此次中期报告为契机,认真做好试点工作的情况分析和经验梳理,准确评估试点成效,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加强理论和实证研究,及时研究提出完善法律的建议,切实巩固改革成果。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中期报告,充分体现了对试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试点方案》和《授权决定》要求,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深化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确保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法制建设虽然比较完善,但是依旧存在着较大的问题,立法机关的职员,依旧需要监控我国目前的社会形势,制定出更适用于我国目前社会形势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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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认罪制度一直都是法律赋予那些一时之间在客观上的确做出违法行为后想要悔过的人一次机会,虽然这是治理社会平安的一种较好的制度却也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难以调和的复杂操作问题,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认罪认罚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一、认罪认罚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1、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是否、如何从宽的问题,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这可从以下两点得到印证。一是从实体法层面来看,我国尚未构建一种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普遍认同的刑罚制度。一方面,虽然我国长期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而且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从而进一步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律化,将坦白由以往的酌定情节转化为法定情节,但必须承认,这种进步是有限的。因为从刑法的立法规定来看,坦白作为一种法定情节,是“可以”型而非“应当”型量刑情节,这就意味着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在量刑上是否予以积极评价,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虽然刑法学理论一般认为,授权型量刑情节中的“可以”二字并不意味着法官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否则就与酌定量刑情节无异了),而是体现了立法者的一种倾向性意见:即原则上应当从宽处罚,除非有适当的理由才能不予从宽。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较少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给予积极评价,被告人在认罪认罚后未能在量刑时获得相应的从宽,法定的量刑情节并未在刑事判决中得到充分、普遍、有效的体现。有学者对192份刑事判决书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因认罪认罚而应当获得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表述大都较为模糊,尤其当存在多个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被告人基于认罪认罚能获得的肯定性评价就是微乎其微了。二是从程序法方面看,我国并未在立法上确立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处理机制。一方面,我们并未以被告人认罪认罚与否为标准来构建刑事司法程序。虽然立法上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实践中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也正在推行,但这两类程序不是以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充要条件。也就是说,虽然认罪认罚与否是适用此类程序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更不是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只有在满足诸如轻罪案件、被告人同意等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程序才得以适用。如此一来,对重罪案件而言,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也无法适用简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中缺乏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与否的程序机制,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仍有可能要通过普通程序进行全面审理,加重了诉讼各方的程序性负担。换言之,我国刑事司法中缺乏相应的程序机制对认罪认罚案件进行审查、讨论和评价,并给予相应的制度性肯定。被告人放弃辩解权利而作出有罪答辩时,往往不能获得诸如案件快速审理的程序性收益和包括轻刑在内的实体性收益,以致实践中出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说法。这种关于被告人认罪认罚效果的误读与现行的处理机制不无关系。

2、缺乏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处理机制以及程序处理机制给我国的刑事司法带来了一些问题,且与现代刑事司法的理念不符。首先,刑罚目的论认为刑罚是预防将来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刑罚的目的之一就是特殊预防,“如果没有主观恶性,也就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因此在量刑时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而是否认罪认罚以及认罪认罚的程度是表明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标准。基于此,刑罚轻缓化成为世界刑事司法发展的重要趋势:通过对某些犯罪行为从轻量刑甚至免除处罚,来促进被告人顺利回归社会。对真诚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我国有必要从刑法制度上充分落实,将认罪认罚应获得的利益进一步法定化,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有效化、普遍化进行贯彻和执行。其次,在程序机制上,基于诉讼经济的原则,“刑事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与易耗性,决定了国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总是力图以最少的诉讼资源投入来产出最大的案件解决数量”,在既有的司法资源较为紧张的情况之下,完全有必要针对认罪认罚与否设置不同的司法程序,以实现对案件的分流处理。同时,这也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实体真实,因为被告人及时自愿作出真实的认罪认罚,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快更早更经济地查明真相、认定事实。所以,认罪认罚的案件原则上适用简单的司法程序,无需投入较多的司法资源;不认罪认罚的案件则应当适用相对复杂的普通程序,将较多的司法资源用于处理该类案件,以正确认定被告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的大小。同时,已经投入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司法资源,重点应用于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客观性,以及在确定认罪认罚后应对被告人给予何种实体上的处理。唯有如此,才能在犯罪增长、国家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效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充分发挥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积极作用,促使犯罪者积极回归社会。

综上所述,认罪认罚在理论上是对犯罪人的一种体谅却也在实践中因为实体上没有完成其设置的初衷而被很多人非议,尤其是法官在对那些假装认罪的罪犯的减轻处理上就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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