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我眼泪花花，以前讲人死便成一杯尘埃，现在讲人死便成一缕烟从烟囱里溜走了。老爷爷对于能驾鹤西去的执念让人很感慨，每天在那割草湖等着白鹤，开始时我跟小孙子一样，不晓得他总是抬头望啥，现在想想想必是望那仙鹤呢吧。堵烟囱那会我还以为怕烟熏着了仙鹤，原来是见着那烟，想到会被拉去西关火葬就得不爽，要把他堵上。可能真想那媳妇说的，人老，瓜着了，但看着真让人心疼。像孙子说的，人死了，就像那蚯蚓，动弹不得，人想把你搬哪就搬哪。现在还能堵烟囱，以后还能爬起来不让自己跳进火里吗
（知道拿电影去跟文学原作比较，既合理又不合适，不过因为先看了小说，总不可避免的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画面想象，或多或少影响观影感受）
电影放映完毕后，有观众问导演：“你是双鱼座吗？”
李睿珺纳闷：“你怎么知道的？”
观众回答：“我也是双鱼，只有我们能在小时候看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要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才会哭。”
我们知道双鱼座盛产艺术家，这或许反证了这个星座人的敏感本性。不管星座是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扯淡，总之，从甘肃小村庄走出来的八零后李睿珺又是一个佐证这“趣味迷信学说”的好例子。他把作家苏童又一番关于生与死的灵性思考（短篇小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成功改变成独属自己的故事；他让那些在亘古不变实践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亲戚朋友，还原为围绕自己成长经验的可爱精灵；他年纪轻轻就试图将那么一些只可意会的深邃意境，用精雕细琢的影像进行传达和抒情。
而这种试图，从观影感受上是愉悦而接近于成功的。为什么说只是接近呢？因为我个人相信苏童的意象始终是专属文字的。因为是灵巧的短篇
5月13日，学院举办了一次音乐剧《大红灯笼》的讲座，作家苏童、格非、李洱，诗人欧阳江河，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等都参与了讨论。作为《大红灯笼》原著改编小说《妻妾成群》的作者，苏童对这部音乐剧其实讲得并不太多；倒是有观众提到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时候，苏童反而打开了话匣子，对这部同样改编自其小说的作品赞赏有加。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这部小说同名电影，仅从片名上看，这10个字已然洋溢着一种奇特的美感：文字多、又有些拗口，但却将听觉与视觉的感官效应，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自神来之作《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出现后，那些呈现在大众视野中、一反片名应简洁明了原则的电影，早已不再是异数；而带有标点符号的长片名，也成为影片本身值得关注的一种身份特征。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海报，是那种也许你只看一眼，就会爱上她的设计风格。整张海报清新简洁：远观是一只站立的水墨仙鹤，近看才发现，原来这只“仙鹤”正是由片名的10个汉字组成，别出心裁。导演自己设计了这张海报，连同电影本身
本来想给这个影评加个题目的，想了很久也没合适的，那就将就用影片的名字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和电影里表达的一样。有些情感，不能理解，难以接受，但不代表它不存在。有些情感领悟了又不一定能说出来。荒诞的情感往往迸发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被挤压畸变。如今社会的进程常常把人们的情感淹没，而且一些社会卫道士还总是拍着胸口说是社会变好了。我不敢说社会进程不好，但我敢说以下这些肯定不好。
胡乱的推行城镇化，不从实际出发肯定不好；盲目的追求GDP，不管贫富差距肯定不好；主观的限制文化产业，过度考虑体制问题肯定不好。在城市，把小孩都送入各种培训班补习班，把老人都赶进养老院，不去想他们的感受，绝对不好；在农村，把青壮年逼到城市，把小孩老人扔在家里，不去管他们的生活，绝对不好。
其实以上说的都是影片要表达的思想。按捺不住情绪，就先一股脑说个痛快了。这部片子是参加文学院青年电影展活动看的。一大帮子喜欢看这种沉闷枯燥的人，坐在一起观看特别舒服。完了还形式上的交流了感受，我还在他们特意外的情绪下，说了一段特傻逼的话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和焚尸人做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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