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三个人来到了巴黎。威尔逊带着他的十四点来了，梅带着对丈夫的挚爱来了，而顾维钧则带着收回山东的要求来了。
威尔逊被后世认为是理想主义典范，他带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情结，他说，我的国际联盟的设想就是这样的，它应该作为全世界人类的有组织的道义力量发挥作用，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错误的行为和侵略的行径，或者产生采取此类行为的企图，它们都要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下。那么在巴黎，是什么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下了呢？
集体安全制度，透过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基点来判定国际纷争的是非，尤其是遏制战争的重开，其本身所带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就很浓。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对一战惨烈的战局的反思，当传统的均势原则导致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僵化失去灵活性时，集体安全制度成为调解战后世界格局的首选。然而这中间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集体安全从一开始就带有国际等级制度的烙印，从而没有摆脱维也纳会议的阴影。第二、集体安全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约束各国的战争行为，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因此
“当某一个事件离你远去的时候，你意识到这是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这个本质就是强盗分赃的大会上，当时作为弱国的我们，不仅席位被缩减，连最基本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发声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谈争取英法美等国的同情了，他们为了日本的利益拒绝了中国的请求，这是中国人民无比沉痛的一天。
中国外交官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最终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外交协议上签字，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向列强说“不”，中国人民觉醒了，是一群真正剪去辫子的中国人。
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完此片。陈道明的演技毋庸置疑，点个赞，但导演敢拍出历史的真相吗？巴黎和会，日本拒还山东。究其原因是什么？威尔逊在开始的时候支持中国讨回山东的权益，但为什么又180度大转弯？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西原借款，如此重要的的东西居然在电影里只字未提。一味的强调弱国无外交，还不知道反思自身，请问导演，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是因为国力弱小而讨不回山东呢？还是因为理亏？中国要进步，不会反思，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只能看到力量和利益。没有正义。
趁着晚上空闲的功夫，看了电影《我的1919》。这样看来也是巧合——我在2019年看这部讲述100年前并拍摄于20年前的电影。
电影不长，讲述的故事虽隔着百年历史，但相信学过历史并将“1919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这句答题模板背的滚瓜烂熟的你我，对他并不陌生：无非就是一战后巴黎和会上把德在华利益转移给了日本，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这种屈辱的协议。
影片以顾维钧为切入点，以他的经历他的视角来推进故事的进程。
那么
在这部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深深的震撼了我：顾维钧在和会上的第一次亮相，眉宇之间英气逼人，他左手一扬，掌心摊开，指缝一松，一块怀表吊着链子垂了下来。他说：“请允许我在正式发言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进入会场之前，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会场开始交头接耳，顾维钧彬彬有礼的样子，稍稍停顿一下，接着发言，“牧野男爵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男爵，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
100年前，就有人站在世界的法庭上，为中国通过程序正义的途径去辩护。虽然最终结果失败，但是这种据理力争的精神值得我们骄傲。
肖克简这样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在国家孱弱的时候是爱国；顾维钧那样知道不可为而坚持，知道有理无处说而说理的精神，同样是爱国。甚至我可以认为，后者比前者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爱国的表达方式。顾的伟大，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顶住政府压力，拒不妥协签字，更应该被记住并学习的，应该是在列强环伺的巴黎和会上，坚持到最后一刻。
100年过去了，当这个国家重新站起来
我的1919：感恩1919革命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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