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10年前的联合签字,也许今天会有更多人站出来声讨波兰斯基。当然我相信相比起那些容不下多种声音的社会,对一个争议议题能公开辩论的环境已经承载了更多文明,但站在辩论前方的人的观点不也常常是单薄地来自自身有限的生活经验吗?当发言的成本如此低廉,哪个群体(现代社会仍然处于弱势的女性和压抑时代饱经苦难的艺术家)正巧获得了你更多的共情,你便会轻而易举地站过去。而当这份这样累积起的重量在社会舆论的回音壁里越积越重,又翘起了哪种平衡的跷跷板呢?
毫无疑问
《我控诉》我不想再听花边新闻了,咱聊点儿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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